7月7日,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《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》(下称《实施办法》),其中规定,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,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、青海省红十字会、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,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。然而,据源自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消息称,“汇缴资金”的政策安排,却给十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带来困惑,乃至态度明确的反对,有意见认为:“我们在灾后重建中,还有什么权利?善款的最终投向,怎么向捐赠人交代?”

金钱是硬实力,管理金钱的流向,使慈善捐款得到合理、公开的使用,这是软实力,一阴一阳之谓道,两种实力只有相得益彰,才能实现价值。国际通行的慈善规则,是政府用税收来服务于百姓,社会组织则通过自己的影响力,获得社会各界捐赠,用于社会公益事业,现在无论行政手段还是慈善机构的捐款都囊归地方政府,它对民间社会的慈善事业是一次重大的打击。一些媒体甚至惊呼:中国民间慈善死了。

近日,我应邀参加了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与阳光慈善联合召开的“社会组织应责力的国际研讨会”,南都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先生将中国慈善界一分为三:第一世界是国家事业单位的慈善机构,他们拥有政府背景与政府支持;第二世界是财团与富人慈善机构,他们有财力后盾,或有成熟的运作模式;第三世界是草根组织,他们势单力薄,但仍勉力前行。而阳光公益文化主席杨澜则认为,公益慈善应该如同热带雨林生态,既有竞争性,又是一个共同体,每一种生命形态都得到生长与繁荣。

而现在由于政府权力的强行介入,一方面它限制自己名录外的基金对发生重大灾难时的资金募集权;另一方面,它可以通过给予权力,得到权益,将自己能够控制的十几家基金募集款,用行政命令的方式,划拨地方政府统筹使用。这样的现状,既谈不上热带雨林的生态,而政府的责任也极容易缺位。政府得到的是财政部门的拨款,而对慈善机构与施善者,就用不着去应责了。

当代中国,最需要扶持的社会公益组织,却面临诸多问题,一是需要挂靠到行政或事业单位,结果增加了管理成本;二是国家行政部门动用行政力量,吸纳公益捐款,不仅如此,事业单位性质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,也由行政部门一纸公文,划拨到地方政府,这样,社会公益组织就成了单面人,只有协力国家或事业单位性质的慈善组织,而自己却无慈善实施的机会与资源。

将社会捐款多数划拨地方财政,是擅自将善果供奉给了地方政府,种树的民间社会组织与民间社会,只能依赖政府来摘果子,去发善心做善事,难有问责的机会与可能,这对民间慈善的信用是一种伤害,而社会组织不能获得善款,直接去救助需要救助的对象,社会组织因此失去了发展机会。社会组织从号召捐款到将善款付诸实施,从播种到收获是一个完整的施善过程,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,不仅获得成长,也获得了工作机会,社会慈善组织发达的美国,十分之一的就业机会来自这些组织。如果这些事情都由政府做了,也等于剥夺了千百万人的就业机会。

2008年汶川地震,红十字总会等曾试行项目分包,让一些中小型民间慈善组织竞标参与其所募资金的项目制定。这种做法当时颇受民政部高层肯定,曾让“草根”组织满怀期望。而现在,社会组织却只能望捐兴叹了,政府的包揽使慈善业发生了不良变异。8月4日,新华网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称,由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·盖茨和投资家沃伦·巴菲特联合发起的“捐赠承诺”行动4日宣布,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承诺,将把自己的过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。美国的巨富们,在提出捐赠巨款时,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,捐款就是捐款本身,其他的一切,皆由专业慈善机构依法按章去办就行了。政府不仅不会将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慈善基金进行所谓统筹安排,而且还会得到免税待遇。

因为种种限制,加上中国社会慈善组织正在成长转型过程之中,自身信誉也在考验中成长,所以,政府扮演了全能的角色,既是权力责任者,又是慈善救济者,现在只能是,一、寄希望于慈善法出台,按照国际通行的慈善原则,让社会组织做社会组织应做的事情,让政府回到政府的权限之内。二、寄望于社会组织自我完善与成长,譬如中国扶贫基金会,通过自身良好的管理制度,获得了广泛的信任,许多企业的慈善捐款都在委托他们去实施,这样的慈善机构的健康发展,会带动中国社会慈善事业获得自己应有的空间。三、公民捐款的定向性与公民组织对慈善捐款的监督与问责,既然善款来自民间社会,那么社会组织与慈善机构就有权利长期跟踪善款走向,并有权要求善款公开透明,不得挪作他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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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尊重每一种形态的公益慈善

2010年09月29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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